快乐洗碗，把自己洗脑了！（一）

1990年12月5日，我踏上了西去欧洲的火车，辗转8日，历经各种荒诞和有惊无险终于到达布鲁塞尔。一周后,在安特为普，我要读书的城市找到了一份为圣诞节期间洗碗的短工。当时，我非常开心，可以还债了。因为出国时口袋里揣的2000美金全是父母四处借的，它相当于2万人民币，按照我在报社做记者的工资要不吃不喝挣20年。所以出去打工挣钱是个比读书更重要和紧急的事情。

JOYS VILLA 农轩，那是一家在安特卫普最大，最高档的中餐馆，老板是早年来自香港的农民。

开头我自持在家做过饭，感觉那两把刷子对付洋人绰绰有余，餐馆老板面试时问我会做什么？我说会炒菜。老板马上给了我一个“实地作证”――“今晚的厨师宵夜就交给你了。”

走进厨房，看着那比家里煤气灶大十倍都不止的灶台，无数的不锈钢的盆盆罐罐，当时就傻眼了，根本不知如何下手，最后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担担面。餐桌上，大厨，二厨都皱着眉头，吃了几口就扔下筷子走了。处女秀就这么演砸了。于是，没的选，从最底层的洗碗开始吧。

当时洗碗的劳动强度大大超过自己的想象，平常每天从下午五点到夜里十一，二点就没有停的时候，除了洗碗，还要洗菜，洗灶具，打扫院子，清下水道，近百个座位的餐厅只有我一个杂工。节假日，再赶上有婚宴流水席，要从早上5点多忙到第二天早上2点多。站不住了就抽空到马桶上坐一会，那时家里的来信就是最大的精神慰藉，大多数时候，信都是在厕所里看的。干杂工时，有一项工作是剥洋葱，常常剥得涕泪横流，也常常分不清哪些泪流自眼睛，哪些是从心里流出来的。

这种洋插队生活和在国内的日子形成巨大反差，那时在国际广播电台，中青报当记者的时候是多么的风光，真有无冕之王的感觉，想采访谁就可以找谁，当然采访国家主席还不行，部长都问题不大，自己到外地去采访，来接待的都是县长，市长，简直就像中央特派员一样。记得出国前的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人民大会堂，那天晚上在大会堂吃完晚饭，出门还拎着被采访单位给的礼品。今天，却沦落到在小餐馆里打杂的地步。

特别是和其他同学一比较，我的工资还是较低的，我就更加愤愤不平了。于是，三个月后去找老板理论，该给我涨工资了。老板看着我很平静地说，“你凭什么要涨工资，看见那个吧台的香港女孩没有，她每天还要一大早起来打扫餐厅，工时比你还长，你们拿一样的工资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涨？”，我无言以对。

于是，在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工作之前，我采取的策略是消极怠工，你少给钱，我就少干活。能偷懒就偷懒。心里说了，本来这就不是我该干的活，我是不得已才来干的。干一天算一天吧。

但是，我却越干越难受了，不光是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周围的工友似乎也不爱搭理我了，甚至在眼睛里透着鄙视。在他们的眼里，这个“大陆仔”原来只是笨，什么都不懂，话也不会说 ――比利时佛拉芒语，广东话，现在又懒了。于是他们把更多的工作给我，下午放学回来，发现他们把中午的很多碗都留给我洗。谁好像都可以支使我。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“阿葵”了，就叫我大陆仔。那一段我忽然变得很自卑了，不知道自己能干好什么？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找到尊严！

不久一个摩洛哥的中学生让我幡然醒悟，他是每个周末过来打短工，虽然只有十三岁，他比我的地位高，老板常常会让他干一些酒吧里的活，比如洗洗杯子，切切水果等。工作环境比我的强多了。而且人人都喜欢他，和他说笑，他干得也很开心，干完自己的活就去帮别人，象玩一样，好像也不累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生活中你常常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，但是你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，态度决定了你生活和工作的状态！你只有全身心地去做你才能从工作中找到乐趣，找到成就，找到尊严。

( 放学回来，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岗位。摆在外面的盘子只是我每日工作量的冰山一角。看厨房的墙有多亮，就知我们有多勤快。)

 (我在安特卫普的家)